那些關於國家的想像
他就像居住在這個國家的歐洲人一樣,是自己土地上的異鄉人—Bipin Chandral Pal
通過資本主義、印刷術與語言的融合,我們之間擁有“共同連結”這件事得以被實現,從中發展出民族的概念 (nation)。在這塊土地上生活的所有人,逐漸地發展出共同的理念、政治願景、意識形態,並將之付梓,形成一種有形的狀態,國家 (state) 於是嫣然而生。我們可以粗略地認為民族視為是一種理想化的人民群體 (裡),而國家則是人民自我實現的目標或工具 (表)。
本書主要的目的在於理解並探就為何群眾會形成民族這樣的概念,近而從一個邊界模糊、多語系的狀態發展成固有疆域、共同官方語言的國家 (進程為概念→模板→藍圖)。雖然在這個國家內部,仍充滿著形形色色的矛盾與衝突,但對於居住在其中的國民而言,他們都能夠為了這個“共同想像”來犧牲奉獻,並捍衛國格的意象。是什麼驅動著這股力量,作者B. Anderson嘗試從西歐與美洲殖民的歷史脈絡中理出頭緒,並給出適洽的解釋。
台灣做為一蕞爾小島,百年來中國即便歷經改朝換代,仍對這塊小島不以為意,雖為領土之延伸,也直到清朝時期為了防止倭寇或成為反清復明的叛亂根據地,才設有台灣府並同意使福建沿海地區的居民移居台灣墾殖,但政策仍屬消極,並且嚴管中國內陸居民來台。故此,與當年榨取美洲殖民地的資源而促使民族主義的萌生與茁壯有所不同。對於這些來台拓墾的漢人,並沒有沉重的賦稅壓力,而唐山公與中國使用的是同一種語言,擁有共同的文化與歷史羈絆,想像的共同體是屬於大中華的漢族群而不是局限於葡萄牙人口中的美麗島-福爾摩沙。相比於歐裔移民奴役美洲原住民的勞力,對台灣原住民而言,他們是漢移民的麻煩製造者,故當年的官方政策多傾向對原住民的鎮壓與剿滅行動為主。導致平埔族的血脈在當今社會消亡的並非與漢族群的通婚行為,反倒是與漢人強烈的排他性與官方鼓勵的屠殺行為有密切的關係。
中國自古自詡世界的中心,萬國朝宗,漢民族這個想像既博大又微弱,一切都是理所當然,直到1839年鴉片戰爭敲響偉大中國的喪鐘,漢民族真正大夢初醒體悟自己的積弱不振。而台灣則到甲午戰爭後簽訂馬關條約將這蕞爾小島割讓給日本之際,才激起這塊土地上人民強烈的民族性,有如當年幕府時代的日本被列強用槍砲叩開其菊花門一樣的震驚與徬徨。可惜的是,唐景崧和在地仕紳所宣告獨立之台灣民主國目的無非是激起國際社會箝制日本,並推卸為日本之肇釁,若能成功抵制,之後再回歸清庭 (故號永清)。這裡所提的民族主義,乃是心繫炎黃,台灣島仍然從屬於大清帝國,並未真正發展出屬於台灣人的概念。
日本獲取台灣後,則重演B. Anderson在其書所提歐洲諸國在爪哇群島與東南亞殖民政府對其領土之想像:人口調查、地圖與博物館。平心而論,日本在治理台灣時期,大量推行現代化政策、普及教育與醫療、全面性的規劃基礎建設,有目的與條理的重塑台灣結構,雖說戰略地位是作為征服東南亞的中繼地,但也因為如此,台灣本身才能跨入現代化之林。而後其所推廣的皇民化政策 (皇民化教育,Japanization),即官方民族主義 (official nationalism),更有系統地加速將這塊土地上的人民對漢民族的印象做切割,與我是一位中國人的概念變得疏遠。但終究殖民母國的排他性將會導致台灣人或日裔第二代以降的移民在垂直仕途上發生阻礙,更凸顯的在自己土地上的異鄉人的悲愴,這樣的悲劇不斷地在帝國主義無限擴張的殖民時代上演。
台灣人已經強制從漢民族的想像中被解放,但卻無法真正融入日本人的共同體。再者由於地緣關係與日本本身強大的軍事實力,優良的殖民規劃與皇民化政策的推波助瀾,台灣在當時要重現當年美洲獨立的壯麗詩篇是緣木求魚。台灣人之所以為台灣人的概念雛形,則在到底是身為漢人還是日本人這樣相衝突的概念中被迫解構、重構,進而誕生。
台灣民族的概念尚在掙扎萌芽階段,第二次世界大戰便旋即結束,軸心國作為戰敗國,台灣將不再受日本的統治,取而代之的是新興政權中華民國,而戰勝國則稱台灣的回歸是一種“光復”,居住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的人民,又再一次的被迫放棄自己的身分,轉回中國人的“懷抱”,但這次前朝已逝,要效忠的對象不再是大清天子,而是共和體制下由全民所共舉的總統。台灣人的意象就在歷史政權更迭的變動中如同籌碼般不斷被易手,這塊土地上的人民則是沉默待宰的羔羊,從來皆無能夠決定自己何去何從的權力。圖1. 國家與民族互為表裡 |
一、美麗島
台灣在過往的歷史中,除了原住民外,還有16-17世紀後漢人移民台灣,以及受到資本列強、各類中外政權的更迭。這塊土地的人民在百年來,一直到近二十至三十年才逐漸明顯地發展出台灣人這樣的想像,即便如此,我們對台灣建國,仍不完全是原生地以追求這塊土地上的共榮發展而犧牲奉獻,反倒是最初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在台北的借屍還魂,想要以此為收復中國失土的跳板,如同17世紀中葉以後的鄭氏政權。台灣做為一蕞爾小島,百年來中國即便歷經改朝換代,仍對這塊小島不以為意,雖為領土之延伸,也直到清朝時期為了防止倭寇或成為反清復明的叛亂根據地,才設有台灣府並同意使福建沿海地區的居民移居台灣墾殖,但政策仍屬消極,並且嚴管中國內陸居民來台。故此,與當年榨取美洲殖民地的資源而促使民族主義的萌生與茁壯有所不同。對於這些來台拓墾的漢人,並沒有沉重的賦稅壓力,而唐山公與中國使用的是同一種語言,擁有共同的文化與歷史羈絆,想像的共同體是屬於大中華的漢族群而不是局限於葡萄牙人口中的美麗島-福爾摩沙。相比於歐裔移民奴役美洲原住民的勞力,對台灣原住民而言,他們是漢移民的麻煩製造者,故當年的官方政策多傾向對原住民的鎮壓與剿滅行動為主。導致平埔族的血脈在當今社會消亡的並非與漢族群的通婚行為,反倒是與漢人強烈的排他性與官方鼓勵的屠殺行為有密切的關係。
中國自古自詡世界的中心,萬國朝宗,漢民族這個想像既博大又微弱,一切都是理所當然,直到1839年鴉片戰爭敲響偉大中國的喪鐘,漢民族真正大夢初醒體悟自己的積弱不振。而台灣則到甲午戰爭後簽訂馬關條約將這蕞爾小島割讓給日本之際,才激起這塊土地上人民強烈的民族性,有如當年幕府時代的日本被列強用槍砲叩開其菊花門一樣的震驚與徬徨。可惜的是,唐景崧和在地仕紳所宣告獨立之台灣民主國目的無非是激起國際社會箝制日本,並推卸為日本之肇釁,若能成功抵制,之後再回歸清庭 (故號永清)。這裡所提的民族主義,乃是心繫炎黃,台灣島仍然從屬於大清帝國,並未真正發展出屬於台灣人的概念。
日本獲取台灣後,則重演B. Anderson在其書所提歐洲諸國在爪哇群島與東南亞殖民政府對其領土之想像:人口調查、地圖與博物館。平心而論,日本在治理台灣時期,大量推行現代化政策、普及教育與醫療、全面性的規劃基礎建設,有目的與條理的重塑台灣結構,雖說戰略地位是作為征服東南亞的中繼地,但也因為如此,台灣本身才能跨入現代化之林。而後其所推廣的皇民化政策 (皇民化教育,Japanization),即官方民族主義 (official nationalism),更有系統地加速將這塊土地上的人民對漢民族的印象做切割,與我是一位中國人的概念變得疏遠。但終究殖民母國的排他性將會導致台灣人或日裔第二代以降的移民在垂直仕途上發生阻礙,更凸顯的在自己土地上的異鄉人的悲愴,這樣的悲劇不斷地在帝國主義無限擴張的殖民時代上演。
台灣人已經強制從漢民族的想像中被解放,但卻無法真正融入日本人的共同體。再者由於地緣關係與日本本身強大的軍事實力,優良的殖民規劃與皇民化政策的推波助瀾,台灣在當時要重現當年美洲獨立的壯麗詩篇是緣木求魚。台灣人之所以為台灣人的概念雛形,則在到底是身為漢人還是日本人這樣相衝突的概念中被迫解構、重構,進而誕生。
二、靈根孕育源流出
在異族的統治下反抗異族,在祖國的懷抱裡被祖國強暴—陳黎
即便被光復了,或者到國民政府肇因於自己的無能而丟失了中國本土,再被迫舉遷逃離至台灣島上定居,原來的人民都只能默默地接納自己是次等的臣民 (subjects) 而非公民 (citizens)。當年日本人認為台灣人留著中國汙穢又落後的血液,而國民政府則視台灣人如草芥,存著邪惡軸心的血脈,不管何者,這塊土地上的人民,從未被平等地當作是國民對待,總是等著被新政權淨化 (purged)。
悉數台灣近代史上的政治反抗,如二二八事件、美麗島事件、雷震事件再到鄭南榕自焚,陸陸續續反抗兩蔣當年的極權,不僅僅作為是民主化與自由化的重要進程,更是使得在日治時期萌芽的民族主義帶著台灣本土意識蛻變。除了政治上,推廣台灣本土文學的作家諸如南葉北鍾、吳晟......等,都迅速的加劇了台灣意識,並且促成了台灣人這個民族概念更臻於成熟,反抗運動則是為了從臣民轉化為公民的過程,台灣人不再只是可交易或用來達成其他政權的籌碼或因子。正式地,強調作為這塊土地的主人與自決:身為“台灣人”的想像共同體悄然而生。
三、心性修持大道生
隨著民族與民主意識的抬頭,統治台灣的外來政權不能夠再持續由家族把持,從老蔣對反攻大陸還存有不切實際的幻想,到小蔣時代的務實治台,即便不斷地透過教育去洗腦政權的合法性,反動的聲音與浪潮是無法抵擋的,戒嚴到解嚴,動員戡亂的結束,黨外運動與組黨,都象徵著邁入新時代的開端。異於國民黨的民進黨與其他政黨如雨後春筍般成立,即便國民黨本身也有本土派意識的興起,直轄市長、縣市長,立法委員到總統民選,這些不僅僅是象徵,更是台灣人自決的直接表現。2000年的政黨輪替,不完全是對國民黨長年把持權力與貪腐的反勁,由於巧妙地將如「愛台灣」具有強烈區分台灣族群與外省族群的意象融入選舉中,更激起了台灣本土族群的民族心。2004年的手牽手護台灣造勢運動,讓長長的人龍從南到北不間斷地牽起了手,不僅僅代表一種守護、心手相連,如此龐大的政治動員,是無法單純地用金錢取得,還必須有整體的社會共識,透過這樣的造勢活動,凝聚整個民族的歸屬感,進而轉化成政治上的獲利。
同樣地,318學運 (太陽花學運) 反抗台灣政府與中國簽訂的服務貿易協定,即便政府強調並出具合法的證明,民眾仍透過佔領立法院來表達抗議。公民不服從 (civil disobedience) 對於台灣人這樣長期被外來政權統治而產生對威權體制的唯諾與自卑在此褪去,體現的是康德哲學中「人是自然界最終立法者」的思想。而在這場運動中,表面上是為了反黑箱服貿,但本質是懼怕透過經濟滲透,進而被中國同化。明顯的看出過去至現代對台灣民族整體概念的劇變,早期的移民者認為自己是漢人,即便朝代更迭想法卻沒有改變,而日治時期後,台灣人在漢人與日本人的oblivion中迷惘徬徨,“光復”後蔣氏政權強迫台灣人接受中國人的概念,粗暴又粗劣的推行官方民族主義。但從本土派在國民黨中崛起,再到318學運,都可以視為是台灣民族主義的強大反動,並從而脫胎換骨,浴火重生。這次我們疏遠“我是一位中國人”的概念不等同是皇民化政策時的官方民族主義,因為日本人並沒有正確的定義台灣人是什麼,但當代的反傾中運動則是來自台灣人內心最深層的脈動與恐懼:我們不是中國人,而是台灣人!居住這塊土地上的各式族群已進入共同的想像當中,我們的下一步,將是具體化民族的想像-國家!
四、想像的共同體
我認為台灣的整個民族主義已經蓬勃展開,但是尚未完全達到顛峰。不過相比數世紀以前,藉由科技的快速傳播,一個關於民族的理念已能在短期內盛開。總結關於台灣目前的現況,我們都分享共同的歷史與文化,這些 (口述的) 歷史經歷是這塊土地上所有人民的共同歸屬,透過它支撐起社會結構的骨架,而後來的政治運動則是奠基在之上開花結果。圖2. 政治動員必須依賴相當的社會基礎,而這個基礎則建立在整個民族共有的歷史淵源上,才能營造出一體的歸屬感 |
In order to understand what the world would become, we must first know what it was.—Eric R. Wo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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