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C ITUR AD ASTRA

What can be said at all can be said clearly and whereof one cannot speak thereof one must be silent. —Ludwig J.J. Wittgenstein 法國大革命 ( Révolution française ) 代表的一場政治革命，推翻了長久以來統治法國與歐洲大陸的君主制與封建制度，革除根植於社會的舊傳統與風尚，顛覆既有的權力機制與特權，希望創立一個真正自由、平等與博愛的環境。托克維爾做為尚經大革命相去不遠的學者，能以第一手的觀察，輔以歷代史料，書寫的不是大革命的歷史，而是這個被他稱為最偉大，最激烈的革命，究竟是什麼推動並造就了它的誕生？ 　托克維爾從中探討了法國社會的階級（教士、貴族與其它），貴族做為封建領主，自古以來是與王權相抗衡的力量，但始於路易十四絕對君主制強力地緊縮貴族權力，使得法國逐步邁向中央集權的政治形式，而諸侯變的有名無實，不再有真正統馭的力量，解放了農奴與土地，而各省本身也設有議會得以自決事務。民主與平等似乎早就處在進行式的狀態，但事實是即便這些貴族失去統御的權力後，他們仍享有各色特權與財富，但對於平民百姓而言，仍受到苛刻的稅捐與不公平的待遇。農民即便擁有了自己的土地，卻背負了大量的地稅與地租必須繳納給原來的地主與政府，相較於身為農奴的祖先，他們過得更不快樂。而對於晉升有產階級的平民，也許不再眷戀務農與田地，卻對在大城市謀得一官半職趨之若鶩，而政府也對於賣官鬻爵來增進國庫收入樂見其成，整個國家陷入一種利益交換的混亂，官員並非真正選賢與能。而教士所代表的教會，雖其傳播的是平等與博愛，也是真正在數世紀以來關注農民與述民權益，但其象徵著威權體制的起源，是大革命所要推翻的「地富反壞右」，進而成為被攻擊的目標。 　另外受到文人志士與啟蒙運動 (Enlightenment) 的影響，大量進步主義的思潮在民間社會蔓延。這些學者對政治與社會制度充斥著美好的藍圖與願景，原本是希望藉著中央政府的雙手來實行改革，但緩慢又缺乏效率的國家機器，反而無法成就任何改進。但革命的種子確在庶民階級的內心發芽萌壯，最後將藉著人民的雙手來實現。 　貴族、有產階級與庶民三個階級的差異逐步加大，並開始走向分崩離析的道路，加深彼此的對立，即便三個階層在法國社會是平等

When justice is done, it brings joy to the righteous but terror to evildoers. —Proverbs 21:15 對於活在自由與民主為普世價值的我們而言，新舊政權的更迭通常代表著極權或高壓的舊政權 (惡) 被自由與平等的新政權 (善) 所取代。在這之中衍伸出新政權對於舊政權所犯下壓迫人民的罪刑與錯誤，該如何善盡應有的責任。而這之中法律原則與民眾對整個社會應有的道德正義發生顯著的典範轉移 (paradigm shift)。在這個過渡期 (transitional period) 我們該如何銜接與修補新舊間的裂痕並維持法律的連續與完整性，當年受政府迫害的人民的權益該如何獲得補償？整個課題構成了所謂的 轉型正義 (transitional justice)。 　在清算前朝的罪行時，除了透過在新舊政權的善惡間劃出一條明顯的分界線外，也不能忽略如何維持法律與國家歷史的連續性。在轉型與究責的過程當中，還必須考量五大正義：刑事、歷史、補償、行政與憲法正義。這五大核心正義與法律原則的建構以及與前朝的連續性，我們嘗試建構出在轉型為民主自由國家的這個過渡期的專屬理論。 一、綜論 轉型正義探討關於從專制政權過渡到民主臻於成熟的政權的這段時期，該如何銜接兩代政權的憲政與法律問題，以及新政權該如何對國家過去所犯下的罪行做彌補。如同納粹以亞利安的種族優越迫害猶太人，或東歐共產黨對人民的鎮壓和將異己以煽動叛亂送入集中營勞改，又或如南美洲的的軍權主義使對其政權威脅的人民失蹤或暗殺，種種令人髮指的惡行，是以國家為單位對其國民做有系統的迫害。當人民在迫害環境下逆境求生，思想覺醒，以及透過國際社會的渲染施壓，這些極權國家終將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是自由與民主的新政體。新政權在完備其體制前的過渡期，以及如何面對與彌補前朝所犯下的惡行，正義該如何被伸張？人民的權利該如何透過法律被保障與補償？更重要的是，如何創建嶄新的憲政體制，使得重生的國家與其人民不會重蹈覆轍過去的錯誤？轉型期正意味著國家在顢頇跌撞的摸索中重新尋找它的方向，並且嘗試與過去的受害者和解共生，而這正是轉型正義的核心課題。 　在轉型期中最重要的是對正義的概念發生顯著的典範轉移，而法律的回應代表國家過去統治的不正當性。在切割邪惡的同時，

To see a World in a Grain of Sand And a Heaven in a Wild Flower Hold Infinity in the palm of your hand And Eternity in an hour －William Blake 一直以來在大眾文化裡我們認定要演化成現在人類的樣貌或特性，必然通過DNA不斷的累積突變，再透過自然的篩檢過程，汰換掉不適任的個體。但事實上，基因的突變是一項危險的過程，有可能對整個族群產生浩劫，所以大部分的產生突變性狀的個體會被自然凋亡。那麼透過突變來解釋人類目前的多樣性，則顯得有些不切實際。 　而表觀遺傳學 1 (epigenetics) 這門新興的學問，則是用於取代以DNA突變來解釋人是如此多樣的原因。為什麼即便是同卵雙胞胎，他們日後的成就會有所不同，甚至連性格都迥異。也許經歷千萬年的過程，早自我們的DNA裡便以容納各式各樣的表象，但是為了適應環境，通過酵素調控，我們可以選擇關閉 (DNA甲基化，DNA methylation) 這段DNA的表現，或透過乙醯化 (acetylation) 修飾來增加調控該處的性狀。不僅僅如此，日常生活中的環境壓力，也可能使得原本被壓抑的特徵進而被表現出來，有如獲得特殊的能力一般，這些都是表觀遺傳學中所探討的課題，也讓人類對自身的演化與能力有更進一步的理解。 　DNA既已然決定，後天的性徵都只是調控的問題，那麼我們便可以透過特殊的酵素，重新開啟細胞中被關閉的DNA片段，讓它重獲失去的功能。大部分的細胞，如肝細胞、肌肉細胞、神經細胞......等等，都已經處在沃丁頓表觀遺傳地貌圖 (Wadington's epigenetic landscape) 的底部，已屬於特定的分化結果，但通過加入四種載體 Oct4 、 Sox2 、 Klf4 與 c-Myc 的細胞，他們可以重回遺傳地貌的頂點，亦即有能力分化為各種細胞的幹細胞，我們稱這種通過誘導產生出來的幹細胞為“誘導型超多能分化幹細胞 (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 iPS幹細胞)”，這個令人振奮的結果主要來自日本京都大學的山中伸彌教授和他團隊的貢獻。也許我們不再需要胚胎幹細胞這樣具有高度道德爭議的醫學研究，我們便可以達到相似

他就像居住在這個國家的歐洲人一樣，是自己土地上的異鄉人 —Bipin Chandral Pal 通過資本主義、印刷術與語言的融合，我們之間擁有“共同連結”這件事得以被實現，從中發展出民族的概念 (nation)。在這塊土地上生活的所有人，逐漸地發展出共同的理念、政治願景、意識形態，並將之付梓，形成一種有形的狀態，國家 (state) 於是嫣然而生。我們可以粗略地認為民族視為是一種理想化的人民群體 (裡)，而國家則是人民自我實現的目標或工具 (表)。 圖1.　國家與民族互為表裡 本書主要的目的在於理解並探就為何群眾會形成民族這樣的概念，近而從一個邊界模糊、多語系的狀態發展成固有疆域、共同官方語言的國家 (進程為概念→模板→藍圖)。雖然在這個國家內部，仍充滿著形形色色的矛盾與衝突，但對於居住在其中的國民而言，他們都能夠為了這個“共同想像”來犧牲奉獻，並捍衛國格的意象。是什麼驅動著這股力量，作者B. Anderson嘗試從西歐與美洲殖民的歷史脈絡中理出頭緒，並給出適洽的解釋。 一、美麗島 台灣在過往的歷史中，除了原住民外，還有16-17世紀後漢人移民台灣，以及受到資本列強、各類中外政權的更迭。這塊土地的人民在百年來，一直到近二十至三十年才逐漸明顯地發展出台灣人這樣的想像，即便如此，我們對台灣建國，仍不完全是原生地以追求這塊土地上的共榮發展而犧牲奉獻，反倒是最初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在台北的借屍還魂，想要以此為收復中國失土的跳板，如同17世紀中葉以後的鄭氏政權。 　台灣做為一蕞爾小島，百年來中國即便歷經改朝換代，仍對這塊小島不以為意，雖為領土之延伸，也直到清朝時期為了防止倭寇或成為反清復明的叛亂根據地，才設有台灣府並同意使福建沿海地區的居民移居台灣墾殖，但政策仍屬消極，並且嚴管中國內陸居民來台。故此，與當年榨取美洲殖民地的資源而促使民族主義的萌生與茁壯有所不同。對於這些來台拓墾的漢人，並沒有沉重的賦稅壓力，而唐山公與中國使用的是同一種語言，擁有共同的文化與歷史羈絆，想像的共同體是屬於大中華的漢族群而不是局限於葡萄牙人口中的美麗島－福爾摩沙。相比於歐裔移民奴役美洲原住民的勞力，對台灣原住民而言，他們是漢移民的麻煩製造者，故當年的官方政策多傾向對原住民的鎮壓與剿滅行動為主。導致平埔族的血脈在當今社會消亡的並非與漢族群的通婚行為，反倒是與漢

生也有涯，知也無涯 —莊子 作者Sean Caroll教授是理論物理界的翹楚，在這本書The Big Picture: On the Origins of Life, Meaning and the Universe Itself，嘗試以物理學者的眼睛，去看待這類具有高度爭議性的議題 (從時空的結構、粒子物理、量子力學等前沿科學一直到如意識、情感、生命、演化和突現現象……等等不勝枚舉，之間的關連如此強烈又模糊)，並提出探討的方向，即便沒有承諾答案，想法如此的天馬行空，又有點兒癡人說夢，但如此引人入勝，縱然注定功虧一簣，尤有甚者身敗名裂，嘗試理解「起源」如同唐璜一樣誘惑著每一代的學者為其傾注心力，亂其所為，卻不能保證增益其所不能。 一、層次問題與有效理論 科學中普遍存在著層次問題 (hierarchy problem)，例如粒子物理學研究極度微小的尺度，探究粒子在時空中的漲落與運動，我們認為粒子 (與其作用力) 是構成宇宙的基本，描述它們的理論稱為“規範場論”。但是如果我們要把場論運用到解釋水分子間的運動，我們遭遇到了計算困難，因為分子數目太過於龐大，假設描述一個分子需要一條方程式，那我們有數莫爾的水分子則有不計其數的方程式，計算整個方程組會耗費非常龐大的時間與能源，而且不切實際。但如果我們改用化學的方法，我們也許損失掌握每個分子的解析度，但是掌握大量分子的整體運動 (統計平均)，電磁作用力則化繁為簡成凡得瓦力，那麼我們便能快速的處理大量的水分子運動甚至在極快速的時間內去模擬水的行為，並且得出非常精準的結果。在場論 (次原子層級) 以及化學 (分子層級) 中間存在著一道相變，化學是場論的有效理論 (effective theory)，但卻可以比基本原理 (first principle) 更好地處理巨觀的集合現象 (collective phenomena)。 　作者也用了強湧現 (strong emergence) 與弱湧現 (weak emergence) 來描述層次問題。例如透過模擬，我們可以了解水分子的運動 (弱湧現)，但我們卻無法重構美麗的雪花 (強湧現)；生物學家或許了解白蟻的行為，並且可以寫出一條條的規則 (弱湧現)，但我們卻不能從這些規則得出白蟻築出壯觀的蟻塔 (強湧現)。正如同我們也許深諳次原子理論，確實是描述宇宙的

道德凝聚人心，卻也使人目盲 「公道自在人心」是一句陳腔濫調，卻也反映的所謂的公正並不是放諸四海皆準，而是每個人拿出心中的磅秤去權重周遭的人/事/物，至於磅秤上的刻度則因人而異。事件是客觀的，但度量的結果對不同人造成的衝擊卻是不盡相同的。這樣的現象，正是倫理學教授Jonathan Haidt在好人總是自以為是這本書裡所探討的課題。 　不得不承認，人都是被情感制約的生物，當我們被輸入一項事件時，第一個反應是先判斷這件事是認同或不認同，接著再拼湊理由以鞏固自己的論點。作者在書中便總結出“直覺先來，策略推理後到”的概念，並且以情感是大象，理性是騎象人來譬喻。騎象人只能替象的行動做出 (遷強的) 解釋，而不能主控象的行動。 　枚舉如政治、能源、死刑存廢和年金改革……等議題，多數的正反雙方並非完全依據理性或數據來判斷，尤有甚者，決策者在獲悉資訊時，也篩檢出對己方有利的數據，並做出帶有偏見的預測。這驗證了我們並非按理性來決定我們的行動，而是依心之所向，即便後來被追問原因時也說不出所以然，但還是堅決的認定自己的判斷是正確的。書中便向多位民眾詢問關於人獸交與 (已避孕) 亂倫的看法。多數民眾接認為這些是不道德的但卻提不出理性的解釋來說為何不可以去做？我們可以因為被教育人獸交和亂倫是可憎的便斷定它是錯的嗎？道德準則應依據的是理性判斷，還是感情用事？ 　另外作者也將所謂的正義之心分成不同類型：「關懷、公平、自由、忠誠、權威與聖潔」，猶如人的味蕾一樣，每種類型都會觸動人的不同感受。愈自由派的人愈重視前三項 (左翼)，而愈保守的則愈看重後三項 (右翼)。也因為美國人根深蒂固的觀念使然，作者便依此來解釋為何右派的政治人物能贏得大多數藍領階級的注意，並且對民主黨提出應對的建議。 　最後一部分，作者則用90%黑猩猩和10%蜜蜂來比喻人的行為。黑猩猩自利，不懂得團隊合作，而蜜蜂則是高度團體制約性的物種，蜂群整體的利益遠遠凌駕於個體之上。透過演化的群擇作用，人逐漸被篩檢出可以將「我」昇華為「我們」的特質，例如在軍隊中能為同袍犧牲 (非為了國家) 的精神，即便個體逝去，但我的精神會透過同袍而淵遠流長，能夠說服自己去相信這樣的情境而得到歸屬感 (宗教則加深如此的印象)，進而為整體的福祉而拋棄個體利益。故作者認為我們都是“雙重人”，自利又願意有條件地犧牲奉獻。 　我們都會被美